从统计数据上来看，2196名受援农民工中18至35岁之间的有1026人，占46.8%，几乎是统计人数的一半；另外，36至45岁的比例达到了32.7%，“这一年龄段的农民工大多要承担子女上学及赡养老人的负担”。“对于绝大多数的农民工家庭来说，打工收入已经是其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。”

　　文化低易采取过激行为

　　2196名受援农民工中，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占0.3%、高中7%、初中67.6%、小学24%、文盲1%。92.7%只有初中或以下文化，他们“多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技术简单的工作，工资水平较低”。“一旦权益受到侵害，他们往往不知道该怎么依法维权，有的甚至采取过激行为。”

　　群体性案件容易导致社会矛盾和暴力冲突，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。在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的欠薪案件中，群体性案件比例非常高，11人以上的案件高达94%。

2001年底，工程做完了，但是来到北京打工的郭某等68名农民工却始终拿不到工资。

郭某先后从河北到北京找用人单位20多次，找过劳动监察大队，找过区法院、找过中级法院……均没有结果。

68位走投无路的农民工最后决定，以极端的方式向包工头讨要欠薪。

　　法律援助律师劝阻他们打消这个念头，然后开始通过法律“讨薪”征途，提起行政诉讼、提起民事诉讼，屡战屡败、屡败屡战，终于令法院作出68份民事判决，在做出7500元的让步后，农民工最终总算拿到了30000元的工资。

　　法律程序时间过长

　　“拖欠5年的工资，到头来，包工头不但没有支付任何的赔偿，却少付出7500元。”承办律师用“委屈地划上了句号”来形容结案：“这样的结果只能是纵容违法者变得更为嚣张。”

　　用时还有更长的，从法律规定的程序上来看，职工发生工伤后到领取工伤保险待遇，其中至少要有三个阶段：一、申请工伤认定；二、劳动能力鉴定；三、工伤待遇索赔(劳动仲裁、民事一审、民事二审)。

　　“以上所有程序走一遍，总共要3年9个月，如果有延长，会到6年7个月。

　　虽然并不是所有的案件都会将全部程序走完，但法律规定中却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。”

　　包工头是维权障碍

　　在2196名农民工中，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只有135人，占总数的6.2%；其中35人自己并没有合同，而是在用人单位处。大量农民工仍然游离在劳动合同的保护范围之外。

　　跟随包工头打工的有1829人，占到了总数的83.3%，与工作站一年统计的87%的数字相比，包工头的数量并无大的变化，问题仍然没有解决。

　　包工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，沟通了农民工与用人单位之间的信息，但他们的存在，隔断了农民工与用人单位间的直接联系，是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和工伤保险参保率低的重要原因。

　　当农民工被拖欠工资或发生工伤得不到赔偿时，包工头又是维权的极大障碍。

　　耿某在建筑工地从事钢构安装时从高处坠落受伤，导致半身瘫痪，伤残三级。因缺少证据无法认定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，耿某无奈只能以包工头为被告要求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，在法官调解下包工头同意支付18万元赔偿金，但达成调解协议后便不知所踪，耿某至今未得到任何赔偿。

　　有些包工头在得不到工程款时，就利用农民工以讨要工资的名义，恶意讨薪，这样一来，农民工不仅得不到工资，反而会因为违法行为受到处罚。